大韩

在本校的国际学生中，最多的就是韩国人，可以说占了国际学生的一半以上。曾经和别的神学院同学交流过，似乎在别的神学院——无论是改革宗、福音派还是灵恩派的神学院——都是类似的情形。学校有一幢楼是韩国校友（？）捐赠的；图书馆的书架上有韩文的神学书，和同标题的英文书放在一起；在访问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图书馆里有专门的韩国角，摆放着来自韩国的民族服饰和纪念品。同样，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韩国同学，宿舍楼里住的一半都是韩国家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开着日本品牌的七座van（因为家里人多），每个主日的早晨全家披挂整齐、西装革履，白色的丰田Odyssey们整齐划一的离开停车场，每次看到此景我的视野都会幻化出机枪手卧在车顶，如同进入摩加迪沙市区的悍马车队。

有时候我也感到很困惑，这么一个小小的半岛——更何况一半都赤地千里——怎么会派出这么多神学生来的？是因为子承父业（不少是牧师或宣教士的儿子）还是上帝的呼召？抑或就是因为海外留学人数多？韩国教会的兴旺世人皆知，我读到长老会的宣教史上称韩国长老会是“长老宗皇冠上的明珠”，意即长老会在韩国受到的欢迎出乎宣教士的预料。但是中国基督徒对韩国教会的观感却又是两样：从事十多年前的羡慕、跟随、效法到今天的警惕、防备甚至“谈韩色变”。我认识一些国内的弟兄，一听我提到韩国某个老师或宣教士就提高警惕，理由是“韩国异端很多”。其实韩国并不是异端多，而是因为教会兴旺的地方必然仇敌也做工（河南作为基督教人数较多的大省，同样异端也相对多），而且中国处于韩国的近似文化圈所以那些异端的“宣教士”也活动较多。

最近上了《非西方教会历史》，受益匪浅，对韩国的教会历史也有一些研究。我读的几本书中都将韩国教会的兴旺归功于以下几个因素：

1. 政治因素：当韩国受到日本的欺辱时，当时的韩国政府希望通过向基督教开放来获得西方列强的好感。
2. 民族因素：韩国文化中的“恨”文化以及受日本殖民统治、独裁政府欺压而渴望救赎的心态正好与基督教的救赎主题吻合。
3. 教会因素：韩国教会在日本殖民时期与韩国人民一同受苦，同时又表现出对殖民政府的不妥协风骨，受到韩国民众的好感。而在独裁统治时期，韩国教会主动在神学上探索受苦的“民众神学”，与韩国民众一起对抗了独裁统治，成为韩国民主运动的力量之一。
4. 教导因素：初期宣教士非常重视文字扫盲和圣经教导，大多教会的传福音都是从查经班、圣经课开始，而不是培灵奋兴型的呼召决志（是吗？）。有人认为这是长老会的功劳：长老会，特别是old school，对呼召决志比较反感，而韩国人民对长老会又情有独钟（我同学说是因为韩国文化尊重年长者和顺服权柄所致），所以宣教的根基打得很牢。

虽然和华人教会一样，韩国教会也往往因为人的问题有很多的纷争和分裂，以至于有些课——特别是跟教牧实践有关的课——往往成为韩国同学们的吐槽课。但是有一点韩国教会让我很敬佩：他们的宣教是真的跨文化宣教。我的同学中有几位是来自南美洲的韩国人，他们都是宣教士的孩子：父母去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地宣教，而且是向当地人（不是韩侨！）分享福音，他们的孩子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读书，然后再奉献来读神学。这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尽管他们自己也批评自己的宣教缺乏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有强烈的韩民族主义，但是敢于走出这一步——而且是大批的走出这一步，并且有意识、能容纳对自己的批评，这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