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

据说这部电影是以已故韩国总统卢武铉为人物原型而加以创作的，事后维基百科了一下，果然如此：卢武铉是因为在釜林事件中参与辩护而走上了民主运动的从政之路，这一点倒是和陈水扁非常相像：后者也是因为美丽岛事件而进入公众视野。釜林事件时的韩国和美丽岛事件时的中华民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处于尚未止息的战争状态，都处于敌对方意识形态和武装力量的空前威胁之下，都是以特殊时期的配套法律为名（韩国的国安法，中华民国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践踏宪法和民权，同样这两个威权主义政府也都有发自肺腑的拥护者（例如电影中的车东英警官，因着父亲被北朝鲜杀害而尤其反共）、有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也有大声疾呼的反对者。

在上《非西方教会历史》时，我和我的小组被分配到韩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作业。对政治神学感兴趣的我就挑选了“民众神学”作为入手了解韩国的基督教。做了一些阅读才发现，“民众神学”虽然在英文世界有不少研究，但其实在韩国基督教界并没有太大影响力，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是亚洲的本土神学（并不是因为他的解经，也不是因为它的哲学或者政治学）。如果保守的中国教会界知道它是长老会里新派的神学家弄出来的东西，恐怕就会避之蛇蝎了。姑且不论民众神学的内容和解经是否正确，它能够产生就说明在当时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界里有产生的土壤：教会界参与和思考公共议题、介入公共议题和回应公共议题。回应的正确与否是一回事，能够有空间和自由去探讨是另一回事。

电影中有两个情节让我思考：

第一，曾经参与对学生非法拷打的陆军中尉医官主动联系辩护律师宋佑硕愿意出庭作证，他和律师约在釜山中央教会会面。在军事独裁下，一个军官这样做的勇气和所担待的风险可想而知。数年后人们可能会纪念那些因为独裁专制而受害的、被错判的学生们，但是很少有人会纪念那个用勇气和良心愿意出庭作证的体制内军官。基督徒该不该参与公共政治、参与的程度是多少，这个问题不同的基督徒、不同的教会和领袖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哪怕是“不谈政治、不关心公共事务”的基督徒也应该在良心和圣灵的催逼下说出他所知道的事实。有的时候有些非常热心公共事务的基督徒会带着道德审判的语气来“绑架”那些对公共事务没有兴趣的基督徒：“连这你都无动于衷，你还算是!@$#!$#吗？”在我看来这种语气其实和“不转不是中国人”并无本质上的二致。神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和负担，也正因如此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不同的声音可以互相影响而达到动态的平衡。我赞赏我的身边常常有一些主张基督徒不该参与公共政治的人，他们的劝告（虽然我不尽同意）常常给我机会让我反思我是不是关心过多、是不是跨过了“顺服政府”的界限。但是另一方面，像这位医官所做的事情不需要基督徒陷入“是否参与政治”的争论，他只是凭着良心和勇气做了一个圣经教导我们做的事情：不作伪证、不愿看到无辜者受冤屈。他是为主受苦。

第二，虽然在法庭上未能占据上风，但是政府动用公权力给律师制造麻烦却不费吹灰之力。宋律师的家人受到电话威胁、妻子在枕边劝他放手；他的商业官司也受到影响，客户被政府威胁放弃与他的商业往来；他的业务受到税务部门的刁难，等等。你会发现独裁政权的手法都似曾相识，似乎他们都受训于同一干部学校似的。他在这个案子上为公义而做出的坚持给他的家庭、商业伙伴、同事都带来了威胁，他该怎么办？电影中的宋佑硕选择一个更高的优先：公义。在伦理学中我们也常常受到类似的挑战：如果我要遵守上帝的旨意（或是圣经的原则），我倒没什么，可是连累了家人/朋友，怎么办？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分享过她的毕业设计是跟小组做的，但是其他同学都是抄袭的。但是当老师问道这个成果中有没有使用别人的资料而没有引用时，这位姊妹回答了“有”。结果可想而知：毕业设计被打回重做，同组的同学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理睬过她。当然在这个例子中这位姊妹有道义上黑白分明的选择，而在宋佑硕的情况下他可以选择退出而不会有伦理上的绝对是非对错，或许也有人会说保护家人和孩子才是男人的基本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就要诉诸上帝的呼召来找到最高的优先。

我曾经和妻子讨论过，如果我们有两个孩子，希望一个做律师，一个做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