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柴玲的第一封与第二封公开信中，她所提出的主题是“饶恕”，然而对她的批评者们提出的主题是“公义”。有意思的是，公开赞同柴玲的人大多匿名（例如基督日报采访的这位“爱德华牧师”），而公开批评柴玲的人大多实名。支持的躲躲藏藏，批评的理直气壮，为什么呢？
首先，“饶恕”是否符合圣经和基督徒伦理？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圣经有多处经文鼓励基督徒放下仇恨和饶恕，甚至爱自己的仇敌。在教导主祷文之后，耶稣就教训他的门徒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表明饶恕不单单是基督徒应有的美德，也是基督的命令。保罗在新约书信里继续这一教导，“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其次，“饶恕”一定要对方道歉在先吗？如果对方犯了错，没有道歉、没有认罪，我是不是就应该一直不饶恕？柴玲在第一封公开信中引用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来支持“无条件的原谅”。这也是对柴玲观点的诟病之一：中共没有道歉、没有认罪、没有平反，何谈“饶恕”？我想在这里需要认识“饶恕”的两个层面：（1）放下心中的苦毒与仇恨；（2）与伤害者和解。柴玲所说她的“饶恕”，我更愿意理解成是第一个层面，即她愿意放下心中对杀人者的苦毒和仇恨，不让仇恨继续捆绑她。这种“放下”，的确不需要对方的认罪，因为她要解决的是自己内心的问题，避免让仇恨、报复、“以命抵命”、“以暴易暴”成为心中的偶像。但是第二个层次的“饶恕”，即“和解”则需要双方的努力，需要对方的道歉和悔罪，这也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里所说的饶恕：“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我放下苦毒、不被仇恨捆绑是无条件的，但是双方和解（Reconciliation）是有条件的。
第三，柴玲和我上面引用的经文中所说到的“饶恕”都是讲到基督徒的个人生活中需要饶恕，甚至保罗讲到基督徒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应当的反应是“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但是在讲到公共社会的议题时，圣经所主张的是“公义”。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去饶恕，当一个不公义事件导致多人受冤屈，或是像奥斯威辛、夹边沟、集中营、六四这类惨绝人寰的群体性悲剧面前，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饶恕”或是要求别人“饶恕”。因为公义首先需要得到申张。如果说在基督徒的个人生活面对不公时，“饶恕”比“公义”优先，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公义”应当比“饶恕”优先。
Wolterstorff 在Justice In Love一书中也同样论述这个问题。他认为“爱”与“正义”之间的张力在耶稣的时代完全就是一个伪命题。他说，“在登山宝训耶稣的教导中我们可以看到，用公义对待邻舍就是爱邻舍的方法之一。爱不是放弃公义的善行。”他进一步延伸认为放弃公义的饶恕是“不经意的错误理解了饶恕的意义”（inadvertently mischaracterised the very moral structure of his own action，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理解）。一个人不能够饶恕一个仍然留在罪行中的杀人犯（one cannot forgive a murderer who still "stands behind the deed." p.173）。然而，他也同意放弃个人的复仇，将一切交托给神，的确是基督的教导。
当我去年读到柴玲的第一封公开信时，我赞赏她的勇气说出她的决定，我也理解为她所说的“饶恕”是第一个层次：放下心中的苦毒与仇恨，不以复仇为偶像。但是问题在于，这需要发表“公开信”吗？是不是她希望这一独特的声音、这一“反文化”（中国文化特别崇尚复仇，想想《赵氏孤儿》和武侠小说吧）的举动带来福音的果效？我的理解可能过于善意了。她今年的第二封公开信进一步劝告六四难属（丁子霖）也要“饶恕”，看来她字典中的“饶恕”是指第二层次的“饶恕”，而且是公共社会中的“饶恕”，我想，这就过头了。
尽管我认为（如果两者对立的话）在公共生活中“公义”的优先高过“饶恕”，但是正如Wolterstorff所指出的，公义本身与爱或许并不矛盾，只是我们将其对立起来了。在一片“公义”怒吼中，我们也需要“饶恕”的声音，所以柴玲做出了她的贡献，也带来了思考，从这一点来说，她的公开信是有价值的——尽管你我不一定同意或接受她的观点和诠释。基督徒在公共议题上，一个单独的个体很难做到所谓的“客观公正”、“合乎中道”，因为任何社会政治解读都必然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文化，所以神将有着不同侧重、乃至不同“极端”的基督徒放在这个“光谱”中，也算是一种“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