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的《中国国家地理》，基督徒不可不读。因为这一期的杂志，记载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宣教士故事——伯格里（Rev. Samual Pollard）。文章题目为，《石门坎：“炼狱”还是“圣地”》。
说来惭愧，记录伯格里牧师和他的同事们的书籍，《在未知的中国》，我很早之前就从天梯书屋买来过，但是放在书橱里从未翻阅过。也许是书的厚度把我下到了。但是这一次读了《中国国家地理》，让我下定了决心，无论怎样也要近年读完这本当年宣教士的日记汇编：《在未知的中国》。
基督新教的宣教士们给石门坎，这个边缘洪荒之地带来了什么？是基督的仆人们为苗族人创制了苗文，以便印刷圣经；创办了第一所小学和中学；培养了第一位博士；倡导和实践了双语教学（没错，就是上海市教委喊得很响却无法落实的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的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动——当年宣教士们倡导的运动会今天已成为苗家风俗；创建了第一个西医医院，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以及苗民医院……在宣教士和基督教会的努力下，石门坎在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一度成为贵州文化教育最普及的地方。直到今天，当地的苗民识字率比后来移进来的汉人要高得多。
值得称道的是，为了印刷圣经和赞美诗歌，宣教士还绞尽脑汁和当地知识分子一起，从苗人的衣服上的花纹获取灵感，创造出了苗语文字，通过教会的教育而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教，今天的苗族就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而苗人教会通过主日学和圣经课程，促成了苗文文字的流传。
在大多数农家子弟为了跳出农门而奋斗的时候，石门坎的苗族子弟却因为神的呼召和教会的需要，在省城上完学后回到石门坎继续他们的教育事业。这对于今天我们要苦苦留住学生回到农村相比，是绝妙的讽刺。正如文章作者总结的，“这个以苗教苗的文化循环，与今天‘开发大西北’的人才困境有着巨大反差。”这是一个违反了市场规律的现象，然而，它客观存在。
我想道理很简单，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甚至收入，无一不是来自神的，除了为神而工作，我们别无选择，也没有别的选择可以吸引我们。我相信不是伯格里改变了石门坎，而是伯格里所信靠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