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的时候和ZBB谈到谁是我们心目中最早的基督徒形象呢？答案跃然而出：呼玛丽。
呼玛丽何许人也？六、七十年代及以前生的人对她一定不会没有印象。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它曾经被我抄录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我一直反感诗这种文学体裁，认为其言之无物，纯粹用象声词消耗字节数。然而这首诗或许不一样，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
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
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
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对中学时代的我来说，这首诗里最吸引我的无非就是加了黑体的那几个字。一个充满理想和热情的，穿着挺括的军装和铮亮的武装带的青年军官……那是我当时对将来自己的遐想。前几日孙佳瑜耻笑我居然会看亲共倾向十分严重的《兵器知识》，她不知道的是《兵器知识》、《舰船知识》和《航空知识》是我和我身边的男同学们在90年代订阅报刊的标准配置，如同主板CPU和内存一样被捆绑销售——外加一本时不时从报摊零售购买的《世界军事》。
这首诗来自王蒙的《青春万岁》，一部今天看来比脑残还要脑残的小说。其主要内容是描述五十年代的一群中学生（ZBB认为是大学生）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而共同努力学习的故事（为什么一本好好的小说被我一描述就变得那么无趣？）无疑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来说，里面对基督教的描述是十分“正确”与合理的。呼玛丽是小说中唯一的基督徒（天主教孤儿院长大），她时时刻刻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团支书、青年党员郑波对此非常不理解并努力的想要改变她。苏宁，由于个人身世的坎坷而和呼玛丽一起去教堂。团员青年们听了以后震惊了，热情友好的帮助了这两位落后青年，最后呼玛丽和苏宁都离开了教堂而投入了团组织的集体生活。当然，呼玛丽和苏宁并不是主角，他们只是被用来烘托进步青年郑波和杨蔷云的。如果这片子今天央视要重拍，郑波和杨蔷云非谈恋爱不可。
《青春万岁》中的基督教完全是反面角色：阴森、精神控制、外国嬷嬷、失败者的寄托，这与火红的青春和热烈的理想主义显得多么格格不入。以至于数年后的我在一个黑黑的小房间里第一次参加家庭崇拜时猛然想起了呼玛丽。
看，进步青年和落后青年的屏幕形象差别是多么的大啊。
然而今天回想起来，《青春万岁》仍然不失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虽然它所传达的理想被证明是一个谎言，然而可耻的不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和革命者，而是明知这是谎言却努力去圆谎的机会主义者。正如汪亮在看完了《动物庄园》后对我说，革命往往由理想主义者开始，而打着理想主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总是最后的胜利者。
早期的大陆文学作品在提及基督教时，总带有浓厚的反宗教情绪。《青春万岁》、《晚霞消失的时候》、《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等都是把基督教当作失败者（弱者）的寄托，而现今青年（团支书、青年标兵等）的工作重心就是把这样的青年人从宗教的束缚底下解救出来。而《“圣战者”的覆灭》从反殖民主义的角度描写神甫利用教堂进行间谍活动，更是给教会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当然，这也符合当时“三自革新”运动的需要）。我想很多那个时代的成长的人因此都对基督教和基督徒抱有一点那么同情、怜悯的眼光。我在介绍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总有人好奇地问我经历过什么。我没有经历过什么，既没有高考落榜，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失恋，更没有家庭破裂流浪街头，我只是发现了真理、找到了真理、并且相信了真理。就像人们发现了货币的将来价值后对货币产生了新的使用方法，基督徒发现了神存在这个客观真理从而改变了人生的观点。
有一个文章叫做《关于武汉市93位基督教徒信仰原因的调查》，是由武汉理工大学两位社会研究者对武汉市几个教堂的基督徒进行问卷发放和回收而做出的社会统计学论文。令我震惊的是最后的一段，作者说，绝大多数信徒（占受访者的64.5%）并不相信“信仰基督灵魂能够得救，死后可以上天堂”。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人都是挂名的基督徒，并不是经常聚会吧？错了，统计数据表明，样本中被调查的人82.8%已经受洗了，64.1%每周都会至少一次参加教堂的聚会，39.8%的人会经常参加额外的聚会，换句话说他们在教堂里大部分都相当的追求。但是2/3的信徒居然不相信永恒，这不由让我对他们所听得道和所受的教导产生了疑问。如果基督徒自己都把基督教当作一个精神寄托而不是相信一位客观真实的神，那倒还真不如回家卖红薯了。